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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

诚信晋商——晋商商业信用的历史启示(七)

    票号首富——蔚字号

 

  早在清康熙年间,介休县北贾村商人侯万瞻与两个儿子往返苏、杭,贩卖绸缎发财致富。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终于田连阡陌、骡马成群、宅院数座、生意几十处,当地人称“侯百万”。平遥、介休、晋南、河北等地侯家的绸缎店、茶庄和钱铺随处可见。嘉庆十三年(1808年),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侯兴域自感不久于人世,于是按中国多子分承的传统习惯,把所有家产留出一部分养老外,分六股均分给六个儿子。不久,他和长子、次子相继下世,侯氏家族由三子侯庆来掌管,负责打理侯家的六股生意。这个侯庆来就是上述那个极力倡导和支持把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的侯培余。他本是书生,曾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为人处世精明练达,颇具才干。侯家的生意一经他的掌管便如鱼得水,财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广招贤能,锐意改革。首先把开设在平遥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商号大都改为“蔚”字商号,即蔚泰厚、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据说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字蔚观,以“蔚”字取号是为了永志不忘其父创业的艰辛。

 

  一日,侯培余在家喝闷酒,忽然手下兴冲冲地喊道:“天降大喜了!”原来日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辞职了,侯培余喜出望外,立即预备厚礼,登门拜访。毛鸿翙也正想出口恶气,以雪耻辱,对侯东家的知遇之恩更是感激涕零,便一口答应下来,发誓与日昇昌票号一决雌雄。

 

  道光十四年(1834年),侯氏“蔚泰厚”绸缎店铺改换招牌为蔚泰厚票号,这是平遥城内继日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号。毛鸿翙出任大掌柜,东家侯培余提供雄厚资金,作改组之用。但大掌柜依然眉头紧锁,他觉得光靠自己的孤军奋战,难以与日昇昌相抗衡。于是将日昇昌的业务骨干郝名扬、阎久安挖到自己门下。郝、阎原都是毛鸿翙的“铁哥们”,对雷履泰的“一手遮天”也颇有微辞。加之毛鸿翙重金相聘,并委以重任,他俩就决定“跳槽”,并带走了一批老客户。对此雷履泰恨得“牙根都痒痒”,写信给日昇昌各地分号,讥讽跳槽的两位是无名小卒、墙头草。雷履泰为了保持日昇昌在各地市场上“独居奇”的地位,在与蔚泰厚票号的激烈竞争中,总想在业务上把对方压倒,常常放款减息,少收汇费,与蔚泰厚争揽顾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号苦不堪言。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蔚泰厚苏州分号向它的京师分号诉苦道:苏地钱店以及为士人学子捐纳功名等生意,由于日昇昌揽做,咱号概不能做分文。可毛鸿翙誓死抗争,雷履泰在哪里开分号,他也随即在哪里开业。来个你出掌来我踢腿。随着日昇昌与蔚泰厚竞争的加剧,雷、毛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头。以至于雷履泰的儿子叫雷鸿翙,毛鸿翙的孙子叫毛履泰。

 

  侯培余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后不久便去世了,侯家的全部生意又由其子侯荫昌接管。毛、雷在票号业务天地里大战正酣时,侯荫昌加大了投资力度,索性把蔚字号下属的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统统改为票号,交由毛鸿翙掌管。接着又将与人合伙的天成亨、蔚长厚两家布店也改为票号。至此,上述六家票号在山西票号业中,被称之为侯家“蔚”字号。蔚字号在毛鸿翙的苦心经营下,大家戮力同心,到处兜揽生意,设置分庄,不几年已发展到与日昇昌相抗衡的程度。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约三十余年时间,蔚字号分庄林立,各有资金十万、数十万不等,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随着发展,蔚字号人员不断增多,机构日益壮大。为了严格管理,提高效率,扩展业务,掌柜和股东们协商,请平遥超山书院山长徐继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号规。对于合资经营者的权限,结账时盈亏的分红办法,号内人员的编制和调配升迁、福利待遇等一一做了明确的规定,使蔚字号经营有序、基础日益巩固。

 

  初创时期的蔚字号主要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中收取汇费和利息来赢利,经营对象也主要是各大商店和小商小贩,但这并不能满足其越来越大的 “胃口”。看到日昇昌票号攀结达官显贵、经营官款拨兑,白花花的银子如流水般出出进进,颇为眼红,随即也开始出入王府,交结权贵。1873年,清廷兵饷不继,蔚字号迅即借给20万两白银。曹锟竞选总统时,为了“打点”各个关节,需要狐皮大衣400件,蔚字号不分昼夜四处访求、购买,圆满完成“皇差”。因此,蔚字号的主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举凡官家粮赋税款、兵饷丁银、清廷横征暴敛之财以及贪官污吏“灰色收入”也由其过局。一纸汇票过手,几十万两银子就入了腰包,利润自不待言。每次分红,一股就可得白银万两。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西大旱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晋中各票号募捐赈灾银12万两,其中蔚字号东家侯荫昌慷慨解囊,独捐一万两白银。曾国荃“眉开眼笑”,大笔一挥,送给他“乐善好施”的金牌匾。其实,这区区万两银子对蔚字号来说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九牛拔其一毛,无关痛痒!每次账期分红,几十万两银子都源源运进了北贾村侯家大院。以至当时有人对山西14位富豪按资产进行排名,蔚字号的财东侯氏是稳居榜首的“大哥大”。

 

  金融大亨——大德通

 

  山西票号在商界叱咤风云近一个世纪,却在辛酉之变后一蹶不振,相继“触礁”、“翻船”,整个山西商人集团也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的霸主地位。在回顾山西票号走过的风雨坎坷路程中,有人注意到,在票号处于危机的情况下,有三家票号仍然给山西商人留有一线起死回生的希望。这三家票号分别是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晋源,它们在商界残存的时间最久。当然,这些票号之所以能够生存那么久,自然会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和成功的管理经验。其中,大德通票号则以其登高望远、独树一帜的风格为其他票号所称道。

 

  大德通票号的前身是大德兴茶庄。大德兴茶庄在咸丰年间开始兼营汇兑,同治初年才开始专营汇兑业务,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其资本由乔家众兄弟共同入股组成,为十万两。据记载在中堂六万两,保和堂七千五百两,保元堂七千五百两,翁堂一万二千五百两,九德堂一万二千五百两。后来大德通票号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时改组,成为乔家在中堂独资,资本为大洋五十万元。其实,在票号改组时,由于保和堂、德星堂等在东北开设的钱庄大德通经营不善,亏赔严重,而在中堂这一年却开账获利七十万两,因此,在中堂以大部分利润为大德通弥补了亏空,保和堂、德星堂遂以大德通的股份顶了在中堂的债务。为此,大德通就变为在中堂独资了。起初,大德通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小东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迁往北京。总号设有总经理、协理,下有坐柜一人,会计、文牍、外勤三四人,另有学徒二三十人。该号先后在北京、天津、张家口、石家庄、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包头、济南、周村、周家口、正阳关、三原、上海、汉口、沙市、开封、常德、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各分号工作人员一般为六七人,到20世纪30年代改为银号后,分号人数才增至二三十人。

 

  经商的人大多都有体会,每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所获得的机遇。但是这机遇又怎么会主动降临在你身上呢?大德通的总经理高钰就是这样一位为票号创造机遇并能准确把握机遇的优秀管理者。此人独出心裁,审时度势,依靠自己的能力使大德通在乱世中从容走过了道道难关,为其日后的漫漫路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家道中落,高钰很早就弃儒从商,在大德通票号服务了五十年。其中,当票号经理的日子大约二十五年。当年,庚子之变发生前,高钰便以邪教必定会带来祸患为由,事先筹划,提前将各分号的多数款项调回,当时很多人怀疑他这种做法,然而,这些调款在日后还真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亡西安。得知此消息后,大德通迅速做出了反应—— 他们将提前调回的款项用于两宫西逃所需。另外,依靠朝中“高人”的推荐,两宫西行途经山西的行宫也设在大德通。从此以后,“大德通”三个字在华夏大地上声誉日渐提高。随着票号的繁荣发展,其规模已经达到了极点,仅大德通一家的资本就有七百万两之多。这样的成就自然会带给晋商无比的欢悦与满足牞在享受成功与欢快的同时牞晋商各家族内部却滋长着一股奢靡之风。然而,在大德通,这种风气却得到有力的遏制。总经理高钰以身作则,不为歪风所移,始终保持了自己一身清正的优秀品质。他拜托众多名师教育青年伙友,培养他们做人的基本修养和素质,至于办理各项具体事物,更是严明果断,以一身浩然正气赢得别人的信赖。若伙友违反号规或不遵守条例,高钰必定会详审裁决,义秉至公。因此,整个大德通从上至下都不越轨,仍然保持着创业时的那份清醒与严谨。

 

  清末,大德通感到风雨欲来,时势会发生巨大改变,遂迅速转换了经营战略,毅然做出决定,采取较为保守的经营方法。他们尽力还清外贷,收敛自己的业务。这似乎有悖于商人获取利润的常规,许多业内人士都嘲笑大德通做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各票号对即刻发生的连锁信用危机,毫无准备,相继倒闭,惟有大德通可以泰然处之。这完全得益于大德通防患于未然,布置得体。当初嘲笑他们的人也只能躲在自己家门背后默默拭去那懊悔的眼泪,羡慕地眺望大德通的红火生意。

 

  利以义制和唯利是图是商海中美与丑的两个方面,是经商之人完全对立的两种道德观。但无论怎么说,利以义制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因为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润。大德通却是个例外。如上所述,清末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改朝换代,许多票号不是业务被官方银行夺走,就是因为时局艰难,存款大幅萎缩而面临歇业倒闭。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虽历经劫难,但总能渡过难关,仍然维持生存。然而,进入民国后,大德通的命运逐渐被外力牵制了起来。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五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的乔家商号元气大伤。到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当时山西流通的是自己发行的一种钞票叫 “晋钞”,后来,晋钞大幅度贬值,最后几乎变成了一张废纸,二十五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在这种情况下,大德通对要取存款的顾客该怎么办?他们完全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把晋钞换给存户。但是当时的大德通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的币值折给存户,给存户兑换。本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大德通,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虽然大德通在这次金融风潮中贴了本儿,但赢得省内客户的信赖,备受赞誉。一待风潮过去,到大德通存款者趋之若鹜,利润也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信誉使大德通在经营中吃了小亏,却又占了大便宜,其中的辩证关系迄今仍令人回味。

 

 

  民国时,政府冻结白银,改革币制,汇兑业务被官办银行抢走,商办票号已经难以吸收存款,大德通于20世纪30年代,改组为银号,又改组为钱庄,一直苦力支撑到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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